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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国史读后感6篇

撰写一篇读后感可以强化小伙伴们对名著内容的体会,一部优秀的作品可以给我们带来许多启发,一篇读后感的写作可以帮助我们记录下感受,下面是满分范文网小编为您分享的读国史读后感6篇,感谢您的参阅。

读国史读后感6篇

读国史读后感篇1

近日开始读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现在将所读的心得体会记录于此,以求教与各位。

翻开此书,首先进入视野的是这样的一页文字,现摘录如下。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二、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有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抱有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与古人。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以上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以上便是钱穆先生所列四条信念。我们仔细的阅读一下,便会感到其中的深意。 首先第一条,这条回答了历史的基本作用是什么,历史教育的基本要求是什么。也就是说要增强国民的基本素质。或许历史确实不如其他的学科有那样的直接的现实意义。历史不像理工科,能给人们带来科学革命,在物质上极大的满足人们的需要。历史也像哲学,能够给人提供方法论上的知道意义,甚至历史也不想文学艺术一样,能够给人一种美的享受。但是历史既然是一门存在的学科,那它肯定有它存在的道理。历史知识对人的印象可以说是潜移默化的。若是稍微的具备一点历史知识,我想我们在看电影时,在开小说时,在其他的很多情况下,都会有一种基本的素质在做支撑,或许就不会有投名状里的那灰色的笑柄了。当然这是历史的基本作用,历史的作用可能远不止这些。出色的政治家,著名的科学家等等,他们或许从历史中找到了更多的东西。因此在现在社会上人们对历史普遍漠视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分析其中的原因,其中历史教育的目的,历史教育的方式和方法上存在的问题,可能导致了人们对历史的漠视甚至是厌恶,因为在很多人看来历史似乎就是陈年老账,历史就是死记硬背的一些拗口的东西。因此历史教育需要改进,而我们今天的大学历史教科书的水平甚至还不如这本国史大纲,这确实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第二条和第三条,钱穆先生说明了对待历史的态度,由于钱穆先生所处的时代背景的原因,所以他特别的强调,对于本国以往的历史要有一种温情和敬意。这个说法对于他成书的时代而言是十分重要的。而我们今天呢,我们对待历史应该是什么态度呢。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基本的问题。包括所有的公民。我认为我们对待历史要有一种平和的态度,带着一颗平常心来学习历史,研究历史。来认识和揭示历史的复杂的面目。具体说来对于本国的历史,首先不能认为现在我们站在历史最好的时候,对以前的历史充满了不屑和谴责。这就是钱穆先生在第二和第三条上所强调的。其次,对于历史我们也不能过分的带有一种顶礼膜拜的倾向,不能认为以前就是最美好的而且是难于超越的了。当然或许有些人认为这是一种折中主义,是不可取的,但是我认为我们更应该从辩证法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而且尤其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具体的历史问题要不先入为主,然后根据研究的结果来做判定或者评价。

第四条钱穆先生则将历史的传播,上升到了国家向前发展的层次上了。这就是所谓钱穆先生希望大家通过历史学习,都能受到启蒙,从而成为先知先觉之人。

以上便是我读这一页的体会,还请大家多多批评。

读国史读后感篇2

?中国近代史》是由蒋廷黻先生编写的一部讲述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及其背景的书。这本书是蒋廷黻先生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思考,1840年--1925年这段时间,也让我对神州大地上的人民有了更多的了解。

当时的中国政府由于自古以来的小农经济以及过于膨胀的君主专制,不明白他们所面对英国、法国并非是蛮夷之国,西方国家带着绅士风度并不是到中国来朝拜进贡,而是来进行贸易。那时的中国,继续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根本不知道工业革命将给人类带来怎样的变化,而此后引发的鸦片战争仅仅是因为皇帝对待马嘎尔尼十分无礼。中国直到鸦片战争失败及剿夷派崩溃后,才有人意识到改革是强国之路。

其中让我感受最深的是林则徐这个人物,他是典型的中国士大夫的代表人物。鸦片战争的失败跟林则徐本人是有着很大关系的。在虎门销烟时,林则徐看起来是一个十分有决断,有思想,一心为国保卫人民且百战百胜,战无不胜的人。其实他也真的觉悟到了是时候去西方取经了,但是他为什么没有把他的想法大胆公开出来?如果从他那时起,觉悟了的士大夫都去表达自己,那中国的现代化可能会早二十年。他为什么不这样做?因为在他心中,他的名誉比拯救世界更重要。这也是中国士大夫的通病。我认为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士大夫本来就是胆小懦弱,不敢说出实话,另一方面是皇帝和官场的大背景十分固化,且皇帝时常用人不当,使士大夫们不敢言也不敢怒。所以我认为现在的统治者应当多听取八方的意见,让真正有抱负的明珠慧眼帮助中国一直进步。

其实只要当时政府回过头去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闭关自守是多么大的错误。远在唐朝时,日本就派遣唐使来中国学习。快速引进中国文字,服饰,建筑甚至是管理制度,它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然后进行很彻底的进行改革,于是它就越来越强大。不说日本,当时玄奘西行,引进了佛教,使其在中国发展。佛教的引进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生活选择,还促进了国家的管理。这说明引进外国的优秀文化是一个促进国家发展的好办法。倘若当时的中国有足够高的智慧,大胆引进西方文明,将战争化险为夷,那么中国不仅会与西方强国并驾齐驱,而且一定会在国际上重塑中国文明的辉煌。历史不会改变,但我们可以吸取历史的教训。学习历史,吸取教训,是走向成功的最好捷径。在做决定时,想一想曾经走过的弯路,或许,它就会轻松许多了。

读国史读后感篇3

符木、册页、奇谱,跟文房相关的词望文生义都让人温暖。两个嗜书的英国人罗德里克·凯夫和萨拉·阿亚德埋首故纸数十年,一部《极简图书史》既专业又独到,亦是所有爱书者乐见的视觉盛宴。

作者选取了100部特点鲜明的书籍来呈现精彩的图书发展史,其中包含大量图书之最:最早的批量印刷、最大规模著作、第一本使用摄影插图的书……然而,要界定最早的图书是哪一本并非易事,牵涉到对图书根本的定义。各国完全没必要互争短长,因为作者心目中的“最早”出自史前壁画——分布在世界各处的古老洞穴壁画,见证人类祖先认识自我、认识世界的探索。从喷涂手印轮廓到野兽简笔画,这部史前人类共同创作的书是历史也是艺术。

造纸术发明之前的图书史,简直像当下时髦的“工业设计大展”,不同地区就地取材,制造出各种形制的图书:树叶、绳结、竹片、龟甲、泥板、兽皮……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印刷术发明之前的图书史,则像一个高水准的手帐展,看看图文并茂的精细程度,想想从抄写到装帧要耗费多少人力,也难怪其稀有昂贵;得益于技术的发展,古藤堡将当时趋于成熟的造纸术、冶金术(制造活字)结合起来,募集会排版的技工,图书史翻开新篇章。

出版业一路高歌猛进,图书史体现当时当地的社会风貌和阅读品位,诚实无欺。精致的航海图诉说着西方世界对香料的欲求,间接阐述欧洲对东亚的殖民统治;编入书中的巴洛克舞步图解可窥得18世纪法国上流社会的物质生活;巴西街头的“绳子文学”一直延续到20世纪,真正是由市场决定的畅销书。而图书自身的意义也不断演绎:革命的武器、艺术的先声、或是现实问题的解决之道……技术的革新没有终点,无人能够断言未来的图书会怎样。电子书会成为主流吗?艺术品般的手抄本会复活吗?形式多样的“反书籍”会更加吸睛吗?

对于纸质书的拥趸者而言,书卷的气味,厚重的质地,翻阅的触感都无可取代。作者也举了贝叶手抄本的例子,论证电子书的局限性:要如何重现磁带般缠绕的贝叶卷徐徐延展的阅读体验呢?电子书不提供这些线索,“除非有根本性的改观,否则电子书未来将只会作为纸质书的补充而存在”。

我们大可不必为纸质书的式微、文化的没落杞人忧天。图书不单单是文本的载体,只要爱书人还在品味着阅读的至乐,一切就不会结束,更不会成为负累——图书的发展总是奔着更好的阅读体验而去。金克木先生谈读书法,有犀利的总结:“人能创造工具,但工具一被创造出来,它就独立与人之外。被创造者往往还会支配无知的创造者,创造者会受被创造者支配而自己不知道。”

图书史美则美矣,但回头看,最初人类是为交流寻找“图书”这一载体。要体会第一个将手印留在洞穴上的史前人类喜悦的心情,大概也惟有沉浸于书本中吧。

——丙申年读《极简图书史》

读国史读后感篇4

?国史大纲》是钱穆先生于民国二十八年六月完成的一部通史性著作,此书以传统社会价值作为其立场,符合传统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全书共有八编,四十六章,从虞夏时期一直写到民国时期。因其写作之初,是将其作为一部教材来编写,所以力求简要。虽然具体细节虽展开不够充分,并且其中有些地方也值得商榷,但其论点皆切中时代之要害,可谓入木三分,很见其深厚的史学功底。所以凡读史者莫不应通读此文章,借以培养自身的历史思维以及历史情怀。

凡读一本书,亦是在读一个人,读此书之作者为人为学之道。史书也不例外,这就和“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同理,《春秋》与孔子其人有脱不开的关系。故欲对《国史大纲》的意义有更为深的理解,必然要对钱穆其人有更为深入的了解。此下凡列与其有关钱穆之故事以增进读者的理解。

在民国文化革新时期,当胡适学派反对“崇古”与“迷信”,对中国传统文化及上古史作存疑与否定态度时,钱穆等人立表异议,说“余任上古史课,若亦疑古,将无可言”。他在《国史大纲》一书中也说道:“今求创建新的古史观,则对近人极端之怀疑论,也应稍加修正。”钱先生后来坦率地表明自己不同于古史辨派的一味疑古而是在求真的基础上提出新说:“······而余则疑《尧典》,疑《禹贡》,疑《易传》,疑老子出庄周后,所疑皆超于颉刚。然窃愿以考古名,不愿以疑古名。疑与信皆须考,余与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

而对于《国史大纲》的创作背景我们也需要明白。当抗战爆发之时,钱穆仓促地从北平逃离至西南大后方,教学多年来的大量教材悉数失散,此时中国面临国家存亡时节,钱穆有感于中国国运飘渺,尽管他本身相信抗战中国会赢得胜利,但也对中国的命运抱持最坏的打算。钱穆在云南乡下的偏僻之处,写下国史大纲,他是抱着中国人写中国最后一本史书的心情而著,盼若中国不幸败战覆亡,至少留给后人一本中国史书,让后人知道中国的历史及文明成就,激励后人复兴中国之心。 而中国于民国三十四年抗战胜利,钱穆的最坏打算没有发生。

所以说钱穆先生著《国史大纲》更多的是在考量历史对于国人的价值。

近年来,牟经济发展之思维甚嚣尘上,历史这样一个极具魅力的学科渐渐被人们所遗忘以至于误解。有鉴于现实与历史之间碰撞,通过阅读史书,这是在其中寻找自己的答案。

凡读史者,先排除其中被迫读历史者,即使有志于历史学科的人也对于历史抱有不正确之思想。我们必须明确,所有欲在国史上有大出路的人,不单单需要丰厚的历史学识以及敏锐的历史视角,更多的则是需要一种研究历史的人文情怀。这在钱穆先生列于书前的诸信仰中一条有关,即“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本国已往历史之温存与敬意。”这种历史情怀只有在国人上才可发掘到,而西人治国史能难有这样一种情怀。这不免使我想到,治史的眼界取决于一种个人的情怀。就如同面对于黑白两种颜色,有人喜爱白色,竭尽其能去说白色的好。有人喜爱黑色,竭尽其能说黑色的好。而大情怀者则是融黑白于一,但却又不完全囿于黑白之色。

读完此书,我也对于国史之价值进行考量,若谈及狭义的历史,则便是各类历史书籍上分宗列举之实例,而要谈广义上历史,则便是历史背后所蔓延而出一种精神力量,也就是一种文化的价值。狭义上的历史可以使人明智,而广义上的历史则已经超出具体之实物,变成了一个特殊的价值符号,我更愿把其当国人的一种普遍的信仰。

中国人与美国人不一样,凡今日中国之文艺作品(文学、影视、绘画等)皆重于对待历史元素的回归,而美国人则重于对不可考事物之想象。抛却文艺作品与商业利益的挂钩,我很容易发现所有这些背后的价值倾向。而要将民众团结在同一面旗帜(不自觉的思维模式、不自觉的行为动机)之下,对于中国人而言,需要源自历史而又更加抽象的一种历史精神,

而这也正是《国史大纲》这样一部书真正所要追寻的价值。

读国史读后感篇5

早就听说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是如何的振聋发聩,充满着真知灼见,只是一直没有心思拜读。直到最近,在等考研成绩的百无聊赖之中,才硬着头皮啃起了这部竖排繁体的历史教科书。不过,钱先生的文笔显然比我们的那些苗正根红的史书要好读的多,再加之条分缕析的分析和多如浩海又恰到好处的史实,任何关心历史的人都会爱不试卷。

说起历史教科书是怎么样的,大家恐怕都不会陌生。以分阶段的社会进化史为纵线,阶级斗争为轴线,从政治辐射到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条目虽然清晰,但文字干枯发涩,千篇一律。我们所做的是将一些冷冰冰的事件从历史长河中抽出来让你死记硬背,不许质疑书本,不许有独立思考,这根本不是学历史,这是把意识形态强行灌输到人们的潜意识中去。我常常在想,如果没有对历史的反思,即使将整本课本都背的滚瓜烂熟,也不知道中国是怎样形成怎样兴盛起来的,又是怎样落后下去的。像义和团运动那部分,书上只说这场运动是如何爱国,如何轰轰烈烈,一点没提那些团民是如何愚昧,如何残忍。爱国主义教育固然重要,但不能理性对待就容易变成民粹主义,只知帝国主义罪恶,不知我们怎么给了帝国主义罪恶的口实。

钱穆先生想做的就是这一点。在全书的序言中,先生就说的很清楚,他反对两种倾向,一是全盘否定,以为整个中国封建史就是黑暗专制的代名词,没有任何光明可言;一种是全盘美化,以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两种泾渭分明的倾向到现在依然如此,前段时间关于中医关于新儒学的争论就是很好的例子。先生看来(其实我们也是这样看的,只是有时候不是这么做的)两种态度都失之偏颇,前者以西方现代政治理念为标准进行生搬硬套,自然看来事事不顺;后者则是抱残守缺,这种观点本来没什么市场,但现在有些却因着民粹主义而复活,说什么儒家文明是人类未来的出路这样不着边际的话。弃其糟粕,取其精华说起来很简单,但我们在没分清楚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的情况下,要形成理性的共识无疑是缘木求鱼。

不能理性对待国史不能算是懂得历史的人,不懂历史就不是一个有知识的公民。要对本国的历史有一种敬畏之心,知道本民族繁衍生息之不易,同时又要明白中国落后之根源。作为一本教科书,《国史大纲》达到了目的,它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先生理性、进步的历史观,那它和现在的教科书究竟不同在哪里呢?

?国史》反对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样阶梯式进步的历史观,这是最大的不同,因为文明的延续不能用某种标准斩断,让前后之间截然不同。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明,这样的观点来源于历史不断进步这一乐观主义的信念,以为社会是从低到高慢慢演化的。这种划分历史阶段的思维是经济基础决定论的产物,划分的依据是劳动工具的不同,举个例子,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分开的标志是铁器的使用,我们书上的标准说法是公元前476年春秋战国的分野为标志,之前为奴隶社会,之后为封建社会。但是,铁器的使用是一个过程,什么时候占主导地位这不好判断,占了主导之后是否引起了上层的变化这个也不清楚。先生举了《盐铁论》中的一段话,说明到了西汉仍有一部分农民用石器进行耕作,而在南方有些地区,春秋时期就广泛使用了铁器农具。

随后,钱穆先生提出了自己的思路,从政治制度、经济状况和思想文化三个方面梳理社会的变化。经济是基础,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样的论述在宏观层面还可以,但到了微观层面就容易纠缠不清。仅就政治制度的演化来说,在漫长的农业经济时代,经济基础变动不大,但政治制度却有了不少的变化,书中把它归结为这样一条线索,秦之前家国不分,王室即是政权,大臣皆为天子私臣;秦至唐是王室政权逐渐分开的过程,王室高高在上,丞相作为朝廷领袖是政权的最高行政长官,门下执行中书封驳,读后颇有点君主立宪的错觉;从宋开始君主集权加剧,但丞相仍然是公认的领袖,直到明太祖出私心废宰相直领六部,王室和政权又合二为一,所以先生才会借助顾炎武说出“我朝政事崩坏皆从太祖废宰相始”的话来。反过来,专制的政府为自己的利益又限制了民间经济的生长,否则在明一朝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出于同一原因。对此,先生持有的似乎是一种混合的观点,在某一具体时期,重点论述其中的某一部分,战国时期以思想流变为核心,两汉以制度变化为核心,三国两晋南北朝以思想和经济变化为核心。在特定时期某一部分会占主要地位,影响其他两部分,形成那个时期的主要风貌。

钱穆先生是主张改良的,认为革命是一种极端,是矫枉过正,而真正的进步是在和平的环境中产生的,他用不同时期经济状况的对比证明这一点。革命是否正确,站在不同立场上的人有不同的结论,但社会的持续进步不能单靠革命的带动,则是确定无疑的。托克维尔说,自由是大革命的合法子女,但靠着百年的努力才赶走了专制暴政这一革命的私生子,使得自由民主成为现代政治的首要原则。小布什有句名言,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是将政治家关进了笼子,我现在是站在笼子里给你们说话。成熟政治的产生有赖于社会理性的共识,找到病根再抓药,这样才能不断进步。从这个角度来说,钱穆先生理性积极的态度是多么的可贵。

读国史读后感篇6

读《国史大纲》的的第二阶段已经告一段落,已经减少了第一阶段看书的那种生涩感,当时看着繁体字相当头大,现在联系着上下文的理解好多了,有可能也是第二阶段所看的内容在朝代上跨度不大,所以没有在借助喜马拉雅了,度娘嘛还是没少用了。看书的速度还是不快,时间调整的不好,这一点还需要好好计划,挤出充足的时间细细读书,但是每年到腊月公司的情况,挤出的时间就想睡觉啊。

这一阶段看的是西汉、东汉、三国、五胡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刚刚一统的中国,又开始四分五裂了。西汉自汉高祖到平帝共经历了二百二十一年,王莽从摄政到建朝灭亡共经历了十八年。汉高祖得天下,“封同姓王,封功臣为侯”,所以政府的组成人员分为四种,第一类人是宗室,第二类人是以军功受封的侯。第三类是富人,这些人选为郎、吏。第四是杂途即文学、儒士。王莽以后,汉宗室光武复兴,成为东汉,一共十三帝,共一百九十六年。这个时期的政府是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的,一是王室二是政府,王室又分为王室自身、外戚、宦官。东汉诸帝大部分童年即位、或者夭折,以及绝嗣,所以多母后临朝,母后后面是一个大的外戚集团,宦官也在王室与政府之判分下也得到了地位。没有向心力,只顾自己的集团利益,这样岂能长久。于是三国魏、蜀、吴鼎立。魏,除曹操后追封为魏武帝外,共五帝四十六年。蜀,四十三年共刘备和后主刘禅两位皇帝。吴,孙权,共四位大帝五十九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篡位成功,继位十六年后,灭吴完成了一次大统,共五帝五十二年,贵族家庭的腐化,贾南风、八王之乱,西晋气数渐散。晋室迁都南京,史称东晋,共十一帝一百零四年。东迁时,衣冠也跟着南渡,北方的中国便陷入了纷乱中,割据成了五胡十六国,先后共一百三十六年。东晋的日渐萧条,门第的日渐成长,晋室分崩离析,宋、齐、梁、陈合起来称为南朝。此时北方经历了五胡的长期纷扰之后,也找到了复兴的新机运,北魏、西魏、北齐、北周合起来是为北朝。一路数下来,心情还是跟着跌宕起伏,“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还是无限感慨。

这一大期间,中国的士人入仕的途径经历两个阶段,慢慢的正要走向科举制度。首先是察举制,东汉的两大入仕之径一个是地方察举,另一个公府徵辟。地方察举由贤良方正、能言善辩之士到孝廉。文帝时“孝剃、力田、廉吏”是最深得朕心的,徵辟制,皇帝亲自招是“徵”,待遇极高,朝廷设坛席,带若神明,相当重视,官府叫“辟”。九品中正制,就是魏尚书陈群提出了九品官人法。朝廷用人委托尚书,尚书根据中正所铨定的等级,委以重任。州设大中正,中央官兼职,郡设小中正,小中正根据所知给出评价,大中正在根据评价,定品级升迁或者罢免。中正与察举相比较:察举之权在地方官,中正制度下奔集中央;察举制度只为士人入仕的初步,以后官位的升降在于中正之品状,品者履行,状者才能,品可以定,状于入仕之后另有考法,九品中正制上承察制,下衔科举制存在了有四百年之久。其后紧紧衔科举制。每一种纳贤制度在当时都觉得符合当时的社会选材标准,但最终都沦为了党派的工具,结党营私,拉拢自己的关系,挂着纳贤的牌子,赶着利己的勾当。

“大风起兮云飞扬”汉高祖的一腔豪情壮志,也凸显了这个朝代对文化的重视。西汉中央政府之文治思想,最早由贾谊提出了裁抑诸王国、捍御匈奴、教育太子、尊礼大臣、阐杨文教、转移风俗几大项。汉武帝即位,锐意改革,领军人物董仲舒,重要举措为设立五经博士,专门研治历史和政治,虽不直接参加实际政治,但是还是有自己的见解,也逐渐的在发挥出了作用;为博士设立弟子员,额定五十人,可以入仕;郡国长官察举属吏的制度;禁止官吏兼营商业;打破封侯拜相的惯例。民间的儒业普遍发展,博士弟子额日益增添,以此循环,形成门第,后置成“二重君主”的观念。大门第大家族们随晋室东迁以后,随意圈占土地世袭,贵族公子无近忧无远虑,随意肆情放志。北方留下来小门小户为了生存不得不与五胡建立关系,靠自己的才能维持生存,保持着清醒与斗志,两者相较,谁输谁赢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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